在以网信办为代表的监管部门的监管和指导下,我国互联网平台已经积极开展针对网络暴力的打击和防范,采取了各种具有创新性的技术和管理手段。
网络暴力是网络技术风险与现实社会风险交互重叠的产物,是现实社会风险在网络上的投射与变形,同时涉及到心理的、文化的以及其他各种层面传播阶段。
一方面,网络空间中文本、信源形式及信息生成方式丰富多彩、网民认知、动机等又千差万别,不可能以同一腔调说话、发言;另一方面,如果媒体对信息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审核不足,有可能成为网暴的推手。
网络暴力和网络欺凌事件,与舆情事件紧密相关,甚至背后就是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因为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传播力较强,更容易吸引流量,传播速度是一般信息的6倍。
我国对于网暴行为治理的思路是“二分法”,即公权力要处理的行为和平台处罚的行为有一定区分。许多网络暴力行为并不符合法定的违法犯罪构成要件,也不宜转换法律认定的标准。
非法信息和合法信息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分,造谣诽谤、侮辱谩骂、侵犯隐私等信息违法性明显,很容易被界定。但是对于冷嘲热讽、煽风点火、风言风语、阴阳怪气等不良信息型的网络暴力界定是网暴治理的痛点和难点。
在很多现象级网络事件当中,有的媒体存在报道失范情况。方禹建议,应做好媒体公信力的建设,避免“消费网暴”,这对未来网络生态的构建等较为重要。
网络暴力治理同时面临司法救济难题和与个人信息保护间的价值平衡难题,需要在具体机制上打通“最后一百米”甚至“最后一米”,保护当事人权益。
教育也是网暴的预防手段,尤其提升青少年网络保护能力,学校或相关社会组织等要针对学生和家长开设相关课程。参考《反家庭暴力法》的人身保护令,考虑设置“网络保护令”,保护网络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在网络暴力信息的认定上，一些隐晦性语言、特定拼音组合或词语、“饭圈黑话”等是否属于侵权信息很难界定。此外,涉性话题诸如出轨等,如何查明基础事实,也是审理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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